《大瘟疫:病毒、毁灭和帝国的抗争》读后感:瘟疫 一部另类文明史

书世界 发表于 1年前

自然界中各种病原体在人与人、动物和动物或者动物与人之间相互传播,造成短时间众多的人或动物感染,甚至大量死亡,这就是医学上称之为的瘟疫。瘟疫的流行和暴发,对人类的生命、社会和文明产生着巨大且深刻的影响。青年学者刘滴川的《大瘟疫:病毒、毁灭和帝国的抗争》一书,以气候变迁与动物的族群迁徙为背景,考察了秦汉时期57次人类传染病和5次动物传染病引发的大瘟疫,从中既能窥见大瘟疫的无情、也能了解古人的勇气与智慧。
《大瘟疫:病毒、毁灭和帝国的抗争》一书由“万死千生:秦汉以前中国瘟疫的历史与文化、哀死事生:秦汉瘟疫的史学文献考据及时空分布特征、视死如生:‘伤寒’与秦汉流行病的特征、向死而生:秦汉疫灾中的鼠类宿主动物、方死方生:气候变迁与族群迁徙”等五章组成。作者搜寻大量历史文献,用翔实的事例与数据,讲述了历史上的瘟疫与瘟疫中的历史。作者认为,瘟疫在人类群体、人类社会中大规模传播并引发疫灾的历史,并不是随着人类诞生便开始的。接着,作者通过大海捞针似的梳理后指出:从现有的典籍记载,在新石器晚期到夏朝,由于部落与部落之间相对孤立,相互隔绝,加上极低的人口密度,传染病和流行病没有传播的媒介,这一时期虽然人类饱受各种疾病的困扰,但没有流行病的大规模传播,也就产生不了瘟疫。从商周时期起,随着内外交往的增多,城市规模的扩大,瘟疫开始出现了,但瘟疫的严重性、破坏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;到了秦汉时期,瘟疫出现流行、疫灾开始暴发;而到了东汉末年到西晋,瘟疫更是达到了中国古代疫灾暴发的极峰。作者查阅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东观汉记》《后汉纪》《三国志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典籍的记载发现,春秋战国总共550年中,有疫年总计为9个,疫灾发生的频率为1.64%;秦汉时期总计441年,有疫年总数为53个,疫灾频率为11.79%;魏晋南北朝总计362年,有疫年高达76个,疫灾频率则上长升到21%。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,人类社会的发展,从某种角度上讲,伴随而至的是瘟疫繁盛与破坏;在医药落后的古代,与战争相比,瘟疫对社会的破坏力更大更残酷。曹操《蒿里行》一诗就对大瘟疫后的盗凄凉景象有逼真的记录:“铠甲生虮虱,万姓以死亡,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。”
那么,是什么原因导致瘟疫的大流行呢?我们的先辈面对瘟疫有没有应对措施呢?作者在《大瘟疫:病毒、毁灭和帝国的抗争》一书中,也展开了寻根究底,努力揭示历史真相,讲述人类与瘟疫厮斗的文化故事。首先,作者在历史典籍中,查找到秦汉时期瘟疫流行的基本特征,从中惊奇地发现:“气候变化下人类群体与鼠类族群的迁徙,正是导致秦汉时期中国瘟疫、疫灾频发的根本原因。”其次,作者在梳理历史的过程中也发现,华夏祖先面对瘟疫疫情并非一筹莫展,而是痛定思痛,千方百计寻找破解之法。在此基础上,出现了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等中医奇书,它们既找出了瘟疫流行、爆发的理论依据,也开出了防治瘟疫流行的途径与药方。这充分表明了古人的智慧,传统中医学在世界上领先的学术地位。应该说,人类早期的历史,瘟疫制造了无尽灾难;不过,在瘟疫毁灭人类时,有的人大义凛然地站出来,视死如生,不但发现了瘟疫的特征,让历史进入拐点;而且通过大胆探索,奇迹般地一次次战胜瘟疫,把人类社会从“山重水复”的困境中引向“柳暗花明”。透过这本书无疑可以认识到,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,其实是一部瘟疫毁灭史;瘟疫的历史也造就了文明进化史,让人类向死而生,方死方生,世代繁衍,走向辉煌。可以说,瘟疫,是一部另类文明史!

(《大瘟疫:病毒、毁灭和帝国的抗争》 刘滴川 著 天地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定价:58元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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